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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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:元政府在江南设置了不少局院,它们或由将作院等中央官署管领,或归隶所在的路府州县,其作品应存孑遗。元代的江南民间造作繁荣,当年不少著名品类、多数著名工匠都出在那里。江南高档民间产品的风貌大多与时俱进,仿古承前和清雅典静是两个特殊的支流,它们往往联系着士大夫的精神追求。

 

关键词:元代    江南    织染局    松江布    漆器    银器

 

本文所谓江南,指今日长江以南的苏南浙北,以及上海。元代,其地域北起集庆路(治今南京,曾称建康路)、镇江路,南至杭州路、绍兴路、庆元路(治今宁波)。从生产的角度区分,古代工艺美术不外官府、民间两类,下面将从这两类造作的角度,解说元代江南的工艺美术。

 

一、官府制作

 

1、官府作坊

对于工艺美术品,蒙古帝后亲贵格外宝爱,官府造作因之畸形发达。那时的官府工艺美术作坊有两类:一类隶属工部、将作院等中央官署,为中央性官府作坊;另一类隶属所在地的路府州县,为地方性官府作坊。当年,中央性作坊的数量空前绝后,仅为《元史·百官志》记录的,便大约2001 它们主要分布在大都(今北京)、上都(今内蒙古正蓝旗)与其附近,设在江南的,《元史·百官志》仅记录下一个管理作坊的机构——行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。 2

这个总管府设于南宋故都杭州,隶属为宫廷造作的将作院。其属下有多少作坊?今日已难确考,不过,从它“秩从三品”的等级判断,应当不在少数。参照元代其他管领造作的总管府的规模,10余所还该是保守的推算。明初人也说“其官属颇盛”,又说夏应祥一人,就先后出任其杂造局大使、金玉局大使、军器局提举司同提举。 3

这个总管府设在何时?《元史》编纂鲁莽,说法前后抵牾。《世祖纪》说,至元十七年四月“丁亥,立杭州金玉总管府 4《百官志》称,“至大间,始置于杭州路”。从平宋之后大肆搜罗工匠,四处广设作坊的情况看,《世祖纪》的说法更加可信。夏应祥任职在元中后期后至元二年,其小同乡罗国器则为其副总管5 由此判断,这个总管府应当延续到元晚期。所在的杭州工艺名重天下,集其良工的它,便要承担内府派造的繁难工役。如后至元四年,罗国器便承命“以紫绒、金线、翠毛、孔雀翎”,为权相伯颜织了那件著名的服妖,这时,他还升任了总管府的总管。6

在江南的中央性官府作坊还有东西织染局,它们设在集庆(今南京),元末,归资政(正)院管领,资政院是为顺帝的二皇后奇氏聚敛财赋的中央官署。东织染局每年额造段匹虽然仅为4527段,但属下匠户极多,居然30067 西织染局的情形与东织染局仿佛。

在江南,地方性的官府工艺美术作坊颇多,它们主要是丝织局院。今存元代江南诸路的志书都记录了当地的织染等局院。其中,有一所织染局的是嘉兴路、 8庆元路(治今宁波)。 9镇江路在织染局以外,又有生帛局,其丹徒县还有三百余户供奉常课段匹。10 集庆路则不仅有东西织染局,还有归隶当地的溧阳州织染局、句容县生帛局。11 比照资政院的东织染局的情形,江南地方织染局院往往产量不低,如庆元路织染局3291段,镇江路织染局5901匹,生帛局1830匹,溧阳州织染局于至元二十一年进呈1820段。明初的方志提到了元代的平江路(治今苏州)织染局,12 但它的产量应当不高,元代的情形史籍缺载,以后的产量尚可参照。明代,在临时的加派之外,苏州府织染局仅岁造1534匹,闰年则加139匹。13 

 

2、可能的遗存

1365年的苏州曹氏墓,14 江南地方局院的产品或有孑遗。曹氏之子乃元末枭雄张士诚。在葬母的两年前,他还有过归顺元朝,受封太尉,开府平江的多年历史,身份如此,大有可能得到当地的官府丝绸。而从《中国美术全集·印染织绣(下)》刊布的彩图看,曹氏的衣物面料精致考究,水平远超一般。如凤穿花纹绸裙【图1】,装饰虽然纤巧,但清晰规矩。云龙八吉祥纹缎裙【图2】更该关注,其颜色似为银褐(又作“银霜褐”“迎霜合”),当年,这是贵色,为天子、百官质孙的色彩之一,也是大内丝绸常用的颜色大德十一年(1307年)已遭禁限。15 至于缎裙图案中的“云彩”“龙儿”,至元七年(1270年)就被禁限。16 八吉祥虽然仅有轮、螺、花、鱼四种,但在当年,这种藏传佛教图案也应有很高的品格。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1)

图1、元晚期,凤穿花纹绸裙局部,1964年苏州曹氏墓(1365年)出土,苏州博物馆藏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2)图2、元晚期,云龙八吉祥缎裙局部,1964年苏州曹氏墓(1365年)出土,苏州博物馆藏


曹氏墓的银器或许也含江南地方局院的作品。特别是收纳全套妇女梳妆用品和用具的银奁【图3】,无论造型、装饰,还是设计、制作,其造诣均令一般民间制品无法比肩。如无锡钱裕夫妇墓(1320年)和金坛窖藏的银器,水平便与曹氏银奁相去太远。17 苏州吕师孟夫妇墓(13041315年)里的金银器十分精彩,18 但那副黄金带饰显然是宋代高官的荔枝(御仙花)带,师孟在新朝归隐,18 又令元代的官府制作难以归其所有。而金银器上“闻宣造”“花银造”“元关足色金”等刻铭,则应视为民间产品的标记。

 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3)

图3、元,团花纹金花银奁与化妆用具,通高24.3厘米,1964年苏州曹氏墓(1365年)出土,苏州博物馆藏


二、民间风貌

 

在元代的江南,民间制作比官府更有声色,历史地位也更高。当年,著名的民间工艺美术品类往往为江南造,如哥窑青瓷、松江棉布、杭州戗金漆器、嘉兴的雕漆、银器,重要的工艺美术家也大多是江南人,如黄道婆、彭君宝、朱碧山、张成、杨茂、沈铸。

民间产品面向市场,主顾包含了财富、民族、宗教、文化的不同人群。销售对象差异种种,产品风貌也因之不同。在蒙古族上层好尚的导引下,元代工艺美术的主流有向精丽华贵发展的明确趋向。20 在时代大潮中,江南的民间产品有两个支流相对特殊,其一为仿古承前,其二是清雅典静。

 

1、仿古承前

仿古器物的典型是青铜器,承前器物的代表则为哥窑青瓷。

元代江南仿铸古代铜器的风气很盛,制品在国内流布,也要外销。如在著名的韩国新安海底沉船里,不仅获得了大批中国瓷器等遗物,还发现了若干仿古铜器。这艘沉船应在1323年由庆元港装船,驶往日本。 21

在江南仿铸古铜的匠师里,杭州的姜娘子和平江的王吉名气很大。不过,二人之作花纹粗放,售价不高。他们为今世知晓,显然并非因为造诣,而在于被古董名著记述。22 沈铸父子则大不同,他们是吾丘衍笔下的仿古顶尖高手。尤其是沈铸,所作足可乱真,被誉为“宣和以来第一人”23 吾氏乃博雅的金石学大家,其评价足可凭信。不过,吾氏虽说了两人先后卒于大德、至大年间(1297~1307年、1308~1311年),却没有记录沈铸是何方人士。然而吾氏久居杭州,沈则是江南大姓,故沈铸当为江南人,制作也在江南。 

比起铜器的仿古,江南瓷器的承前更受关注。

陶瓷史上,哥窑声名赫赫。传说中,其时代为南宋,窑址在龙泉。鉴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的时代指向都是元代与明初,从20世纪80年代起,哥窑的南宋说便一再遭遇质疑。1999~2001年,杭州上城区的老虎洞窑址被发掘,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,专家指出,这里在南宋是修内司窑,入元则为哥窑。 24就是说,宋元匠师先后用一窑烧造,元代匠师大约还是南宋匠师的后裔传人“官哥不分”是陶瓷史家的常谈,类近的说法元末已然有之。25 考古资料表明,此言不虚,而“不分”的缘由当在两代匠师的关系。元墓之中,上海青浦任明墓(1351年)出土的哥窑器多而且精,有悬胆式瓶4只、投壶式瓶2只、兽耳炉1只【图4】、鬲式炉1只。不过,在当年的报道里,它们还被称为“南宋官窑”器。26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4)

图4、元,哥窑青釉兽耳炉,高8.4,口径11.2,腹径12.4(厘米),1952年上海青浦任明墓(1351年)出土,上海博物馆藏


造作仿古是由宋徽宗开启的潮流,其早期发展同文人钟情的金石学关系密切。哥窑承前,其文脉赓续着汉人治下的前朝,在民族压迫深重的江南,应当暗含怀恋赵宋的情结,而其简素的艺术追求也同士大夫审美契合。

 

2、清雅典静

在元代工艺美术里,最有价值的发展是棉布的普及推广,从此,柔软保温的棉布成为中国百姓的主要服用面料。若从造福民众的角度讲,黄道婆是代最重要的工艺美术家,她将从崖州(今海南)学到的机具制作和纺织技术无私传授邻里,松江布由此产量大增,名扬天下。考究的棉布往往带装饰,在黄道婆生活的元前期,松江布的装饰采用织花手法,到元后期,则大多改为省时省力省工的印染。从织花的组雾紃云粲花草”,27折枝、团凤、棋局、字样,粲然若写”,28 再到印染的宛如一轴院画,或芦雁、花草尤妙”,29 体现了向清隽典雅的两宋风范演进。而“院画”所指为宋代画院的作品,它们是画史中清雅的楷模。

元代以来,雕漆成为中国漆器的代表。张成、杨茂是雕漆的名家,他们为元末的嘉兴西塘(又作斜塘)人,所作还被渊雅的王世襄推为雕漆的顶峰。30 带他们款识的作品,今日留存尚多。二人均有观瀑题材的剔红【图5】,两作取用的都是绘画式构图,表现的都是士子的闲适生活。在上海青浦的任明墓,收获了意境同样清幽雅逸的剔红盒,它在传达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诗意【图6】,相信是元后期的嘉兴产品,或出自张成一派漆工之手  31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5)

图5、元晚期,剔红观瀑图八方盘(“杨茂造”款),高2.7,宽17.8(厘米),故宫博物院藏


在中国漆器史上,张成、杨茂地位崇高,这因为他们造诣精深,还在于其后人于漆艺有大作为。明人说,宋元明初的雕漆风貌相同。32 从现存实物看,明初的宫廷雕漆与元末嘉兴作品的确很难区别,以致专家会对同一作品做出不同时代判断。何以致此?应当从两代匠人的血亲关系索解。主持永乐宫廷漆器作坊的张德刚就是张成之子。33 父子制作同风,是工艺美术史中的通例,儿子主持下的宫廷髹造,作品自然会延续其父作品的风貌。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6)图6、元晚期,剔红东篱采菊图圆盒,高3.9,直径12(厘米),1952年上海青浦任氏墓出土,上海博物馆藏


张成之子以髹造驰名,而杨茂的后人,当有以著述享誉者。《髹饰录》是今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,其作者为隆庆间(1567~1572年)的新安平沙人黄成,到天启五年(1625年),又有嘉兴西塘的杨明为它逐条作注。 34杨明与杨茂同里、同姓又同业,或许有血亲关系。

元代的嘉兴是漆艺的重镇,元初,政府便于此设置了漆作局。35 对这个局院的产品,今日已经无从知晓。然而,在文献中,嘉兴西塘不仅以雕漆闻名,戗金银漆器也享盛誉,时人还记录下它的题材与作法。36 元初,西塘出现过一位戗金漆器的名家——彭君宝,明初的鉴藏大家曹昭对他十分赞赏,说其“戗山水、人物、亭观、花木、鸟兽,种种臻妙。37 

君宝之作今已不传,但他的其他业绩或有迹可寻。元代,霍州(在今山西)白瓷很有名气,在大都遗址出土了许多。曹昭说,这里有位造瓷的人物,也名彭君宝。此人也是元初人,亦为戗金名家, 38很可能就是嘉兴西塘的那位。倘若确为一人,就分外难得了,因为能于不同品类都有大成就的古代匠师特别罕见。按曹昭的描述,霍窑白瓷摹仿宋代定窑,称“新定器”,如果两位彭君宝确为一人,那么其戗金漆器的面貌或许也同宋代相似。在江苏武进,出土过三件南宋温州的戗金漆器,它们制作考究,风貌清雅【图7】,39 曹昭笔下的彭氏戗金漆器题材恰恰与之相合,这样,说彭氏之作与宋器风神相通,应该不算牵强。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7)图7、南宋,戗金沽酒图朱漆盒(“丁酉温州五马钟廿二郎上牢”款),长15.3,宽8.1,高10.7(厘米),1977年江苏武进村前乡南宋5号墓出土,常州市博物馆馆藏


今日的苏南浙北,元称“浙西”。元代后期,名传遐迩的浙西银匠,仅寥寥四人,为嘉兴魏塘(又作渭塘)的朱碧山、松江的唐俊卿与平江的谢君余、谢君和。40 其中,朱碧山声誉最高,如今也仅只他有作品流传。

朱碧山,名华玉,碧山应该是号。41 元后期,戴良曾江浙分省太医朱碧山做过文章, 42不知这位太医同银工朱碧山是否一人。郑珉中早已指出,碧山的创作活动在元代中后期,为名人柯九思、虞集、揭傒斯制作,杜本为其作品题句。碧山之作主要是酒具,如虾杯、蟹杯、槎杯、鼠啮田瓜觥及金酒壶,其次是小雕塑,如达摩像、昭君像,而留存今的只有银槎一种了 43

在故宫博物院、台北故宫、苏州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、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,槎杯只。其中,苏州的一只出土于吴中区藏书镇,44 其他四只为传世品。台湾的专家以为,台北以外碧山银槎皆系赝品,郑珉中反驳了这种意见。45 不过,五只槎杯均有纪年铭,除大英博物馆的一只为至正辛丑(1361年)之外,其他四件皆为至正乙酉(1345年)。46将近七百年前的一人同年之作竟能遗存四件,有些离奇,其中当含赝品。但孰真孰赝,如今难以判定。

无论设计、制作,槎杯都十分精彩。槎,本指竹、木筏,在槎杯,表现为一段枯木,枯木下部中空以存酒。槎身空穴内,有位相貌儒雅的人物或持卷,或握支机石,题材取自从西汉张骞承旨探寻黄河源头的传说。它们虽然用为酒杯,但全然雕塑风范以艺术造诣评判,藏在北京那只【8尤其精彩,刻铭称,它是“至正乙酉,渭塘朱碧山造于东吴长春堂中”,要“子孙保之的。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8)图8、元(1345年),朱碧山款银槎,通高18、长20(厘米),重616克,故宫博物院藏


在古代匠师里,漆工声誉最高的是张成、杨茂,银工名气最大的是朱碧山。他们的作品有常带浓郁的书卷气,其主题人物或者归隐山林,或者处变不惊,这也是士子历来嘉许的生活态度。

 

3、其他

民间制作精粗有别。成本所限,粗朴的制品重在适用,审美追求常常退为其次。精细制作不同,除去如剔红、银槎等体现士大夫情趣的作品外,往往追随官府,样貌与时俱进,并与官府制作一道,共同展现时代新风。

如元代的戗金银漆器,国内已无遗存,但在日本收藏了不少,1977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一次展览,参展者就有10件王世襄说,它们“花纹密布,物象甚繁,刷丝极密,故填金之后,粲然一色,十分华丽”。47 其中的一件戗金经箱款识为二年栋梁神正杭州油局桥金家造【图9据以可知,它是1315年的杭州民间产品。而其繁密的构图、细巧的纹饰、华艳的气派又明显受了官府的影响,展现的是元代新风尚,同武进所出南宋之作迥异绝殊。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9)

图9、元(1315年)戗金开光双凤纹漆经箱(“延祐二年栋梁神正杭州油局桥金家造”款),日本广岛光明坊藏


在苏州吕师孟夫妇墓(13041315年)所获的金银器皿极其精彩。如八棱形银盒【图10】,造型新颖别致,盖上的双凤,外壁的团花,錾刻劲利流畅,而其仅于装饰部位鎏金的做法,令器表金黄银白,分外华丽,堪为古代银器的上上之品。金器里的翘楚则为四合如意形盘【图11】,其盘心的柿蒂与用为造型的如意形象仿佛,内外呼应,设计颇具匠心,而盘面细錾的缠枝花卉繁而不腻,非哲匠不能措手。银盒、金盘都刻“闻宣造”款,此人虽未见记载,而作品已经是其艺术的丰碑。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10)图10、元,双凤纹金花银盒(“闻宣造”款),高8.9,腹径24.8,足径17.5(厘米)1959年苏州吕师孟夫妇墓(1304、1315年),南京博物院藏 


在已述种种以外,有两个元代江南民间造作的现象,似乎未被关注。一个是玛瑙器的风行,一个有关丝绸的质量。

玉材美妙,历来备受宠爱,也被奉为最尊贵的造作材料。元代一如前朝,对于玉质的茶酒器、车马饰等,使用有严格的等级禁限。48 于是,江南人便把对玉的钟爱转向了玛瑙,大力购置,令其价格高过美玉。49 所憾,江南人对玛瑙的钟爱还未获得考古学支持,出土较少,制品也欠精良。玛瑙在江南被追逐,应当受到蒙古权贵好尚的影响,元代,仅在将作院的金玉人匠总管府下,就设立了规模不小的三个玛瑙提举司。50


元代的江南工艺美术(图11)

图11、元,缠枝花纹四合如意形金盘(“闻宣造”款),高1.3,宽16(厘米),1959年苏州吕师孟夫妇墓(1304、1315年)出土,南京博物院藏


江南民间丝绸市场广阔,在高丽汉语教材设定的典型场景里,其织金的衣料也出现于大都的店铺,只是售价还不能同“服地”的真金衣料比较。51 在被朝鲜李朝修订的这部教材中,于北京店铺里,江南丝绸的颜色、花纹、品类甚多。修订者增加的评判为,南京所产颜色好,又光细,只是不耐穿,而苏州所产十分浇薄,又有粉饰,不牢壮。 52不知这个评判的出发点是否为江浙“丝缕中细”,织品较轻薄,不宜寒冷的北地穿着。


 注释:

 1、拙著:《元代工艺美术史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8~44

 2、宋濂等:《元史》卷88《百官志四·将作院》,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2228

 3、徐一夔:《始丰稿》卷9《元故将仕郎金玉府军器提举司同提举夏君墓志铭》(《武林往哲遗著》本4b):“元置行诸路金玉总管府于杭,治百工之事,其官属颇盛。君始用,荐为其府杂造局大使,改金玉局大使,稍升军器局提举司同提举,阶将仕郎。

 4、宋濂等:《元史》卷11《世祖纪八》中华书局1976年版223

 5、杨瑀:《山居新话》卷3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电子版):“罗世荣,字国器,钱塘人。后至元丙子,为行金玉府副总管。”

 6、杨瑀:《山居新话》卷3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电子版):至元四年,天历太后命将作院官以紫绒、金线、翠毛、孔雀翎织一衣段,赐伯颜太师,其直一千三百定,亦可谓之服妖矣。罗国器总管尝董其工云。

 7、张铉: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6《官守志一·本朝统属官制中华书局1991年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5592上栏:东织染局  至元十七年,于城东南隅前宋贡院立局。……管人匠三千六户,机一百五十四张,额造段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,荒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。隶资政院管领。

 8、徐硕:《至元嘉禾志》卷7《院务局附》,中华书局1991年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页4463上。

 9、袁桷:《延祐四明志》卷12《赋役考·织染周岁额办》、王元恭:《至正四明续志》卷6《赋役考·织染周岁额办》,中华书局1991年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6294~6295上、页6522下。

 10、俞希鲁:《至顺镇江志》卷6《赋税·造作》,中华书局1991年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页2706~下。

 11、 张铉:《至正金陵新志》卷3下《金陵表七》,中华书局1991年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页5490~5491下。

 12、卢熊:《苏州府志》(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洪武十二年钞本页381):“织染局在平桥南,即宋提刑司也,至元十七年改创。”

 13、王鏊:《(正德)姑苏志》卷15《土贡》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电子版):“国朝岁造纻丝一千五百三十四匹,闰月添一百三十九匹。俱青红二色,花素相半,在城织染局攒织。……又有一时派纳,出于正供之外,如织造之类,其数莫定,不能具载。”

 14、 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、苏州博物馆:《苏州吴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》,《考古》1965年第6期页289~300

 15、佚名:《元典章》卷58《工部一·段匹·禁军民段匹服色等第》(中华书局、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陈高华等点校本页1965~1968“大德十一年正月十六日,……今后合将禁治事理开坐前去,仰多出榜文遍行合属,依上禁治施行。颜色计开:柳芳绿、红白闪色、迎霜合、鸡冠紫、栀红、胭脂红,五爪双角缠身龙、五爪双角云袖襕、五爪双角答子等、五爪双角六花襕。”

16、 佚名:《元典章》卷58《工部一·杂造·休画云龙犀》(中华书局、天津古籍出版2011年社陈高华等点校本页1968“至元七年十月十六日,大府监备群牧所提点焦鼎等钦奉圣旨:以下众多人骑乘䩞毯教画虎儿、兔儿者,云彩、龙儿、犀牛者休画者,钦此。

17、无锡市博物馆:《江苏无锡市元墓中的一批文物》,《文物》1964年第12期页52~54

18、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:《江苏吴县元墓清理简报》,《文物》1959年第11期页19~24;肖梦龙:《江苏金坛元代青花云龙罐窖藏》,《文物》1980年第1期页59~61

19、向珊:《方回撰<吕师孟墓志铭>考释》,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》2015年第6期页147~157;申万里:《宋元之际的吕师孟及其家族初探》,《南开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6年第2期页123~130

20、拙著:《元代工艺美术史,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页305~316,。

21、高美京:《新安船出水陶瓷器研究述论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2013年第5期页68

 22、曹昭:《格古要论卷上《古铜器论·新铜器》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电子版):“宋句容县及台州铸者,多是小雷纹花儿。元杭州姜娘子、平江王吉铸铜器皆得名,花纹粗。姜铸胜于王铸,不甚值钱。”

 23、吾丘衍:《闲居录》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电子版):“沈铸善造铜鼎彝等,文藻、古色皆可乱真,宣和以来一人而已,大德间死。有子绍其业,至大初,亦死,今所铸遂为异物云。”

 24、杭州考古研究所:《杭州老虎洞南宋官窑址》,《文物》2002年第10期页30

 25、孔克齐《至正直记》卷4《窑器不足珍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156):“乙末(至正十五年,1355年)冬,在杭州时,市哥哥洞窑者一香鼎,质细,虽新,其色莹润如旧造者,识者犹疑之。会荆溪王德翁亦云:‘近日哥哥窑,绝类古官窑。不可不细辨也。’”     

 26、 沈令昕、许勇翔:《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》,《文物》1982年第7期页54

 27、王逢:《梧溪集》卷3《黄道婆祠有序》(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页117):黄道婆,松之乌泾人。少沦落崖州,元贞间,始遇海舶以归。躬纺木棉花,织崖州被自给,教他姓妇不少倦。未几,被更乌泾,名天下,仰食者千余家。……辞曰:前闻黄四娘,后称宋五嫂。道婆异流辈,不肯崖州老。崖州布被五色缫,组雾紃云粲花草。片帆鲸海得风归,千柚乌泾夺天造。

 28、陶宗仪:《南村辍耕录》卷24《黄道婆祠》(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297):“国初时,有一妪名黄道婆者,自崖州来,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,至于错纱配色,综线挈花,各有其法。以故,织成被褥、带帨,其上折枝、团凤、棋局、字样,粲然若写。人既受教,竞相作为,转货他郡,家既就殷。”

 29、孔克齐:《至正直记》卷1《松江花布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3):近时,松江能染青花布,宛如一轴院画,或芦雁、花草尤妙。此出于海外倭国,而吴人巧而效之。以木棉布染,盖印也,青久浣亦不脱。尝为靠茵之类。

30、王世襄:《中国美术全集·漆器·前言》,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页32

 31、沈令昕、许勇翔:《上海市青浦县元代任氏墓葬记述》,《文物》1982年第7期页55~56

 32、黄成撰、杨明注:《髹饰录·坤集·雕镂第十》(文物出版社1983年王世襄解说本页119):“宋元之制,藏锋清楚,隐起圆滑,纤细精致。”杨明注称“藏锋清楚,运刀之通法;隐起圆滑,压花之刀法,纤细精致,锦纹之刻法。自宋元至国朝(明),皆用此法。”

 33、嵇曾筠等:《乾隆浙江通志》卷196《方技上》(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浙江书局光绪重刊本3377):“张德刚  《万历嘉兴府志》:嘉兴县西塘人。父成,善髹漆剔红器,永乐中,日本琉求人购得之,以献于朝,成祖闻而召之,时已殁。德刚继其父,随召进京,面试称旨,即授营缮所副,赐宅,复其家。时有包亮亦与德刚争巧,宣德时,亦召为营缮所副。

 34、王世襄:《髹饰录解说·前言》,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页5

 35、 徐硕:《至元嘉禾志》卷7《院务局附》,中华书局1991年《宋元方志丛刊》本页4463上。

 36、 陶宗仪:《南村辍耕录》卷30《鎗金银法》(中华书局1959年版379~380)嘉兴斜塘杨汇髹工鎗去声金、鎗银法:凡器用什物,先用黑漆为地,以针刻画,或山水树石、或花竹翎毛、或亭台屋宇、或人物故事,一一完整,然后用新罗漆。若鎗金,则调雌黄,若鎗银,则调韶粉。日晒后,角挑挑嵌所刻缝隙,以金薄或银薄,依银匠所用纸餬笼罩,置金银薄在内,逐旋细切取,铺已施漆上,新绵揩拭牢实,但着漆者,自然粘住,其余金银都在绵上,于熨斗中烧灰、坩埚内熔锻,浑走失。

 37、曹昭:《格古要论》卷下《古漆器论·戗金》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电子版)元朝初,嘉兴西塘有彭君宝甚得名,戗山水、人物、亭观、花木、鸟兽,种种臻妙。

 38、 曹昭:《格古要论》卷下《古窑器论·霍窑》(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电子版)“出霍州。元朝戗金匠彭君宝效古定折腰样者,甚整齐,故曰彭窑。土脉细白,与定相似,皆滑口,欠滋润,极脆,不甚值钱。卖古董者称为新定器,好事者以重价收之,尤为可笑。”

 39、陈晶:《记江苏武进新出土的南宋珍贵漆器》,《文物》1979年第3期页46~48

 40、陶宗仪:《南村辍耕录》卷30《银工》(中华书局1959年版372~373):“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,表表有声者,屈指不多数也:朱碧山嘉兴魏塘、谢君余平江、谢君和同上、唐俊卿松江

 41、嵇曾筠等:《乾隆浙江通志》卷196《方技上》引《池北偶谈》(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浙江书局光绪重刊本3376):“宋荔裳观察藏有元人所造银槎,最奇古。腹有文曰:‘至正壬寅吴门朱华玉甫制。’华玉,号碧山。”

 42、戴良:《九灵山房集》卷13《赠医师朱碧山序》,《四部丛刊初编》本93~94

 43、郑珉中:《朱碧山龙槎记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第2期(1960年)页165~169

 44、张志新:《朱碧山造银槎杯的征集》,《苏州杂志》2016年第4期页84~86

 45、郑珉中:《关于朱碧山银槎的辨伪问题──与台湾文物工作者曾堉商榷》,《故宫博物院院刊》1984年第3期页52~57

 46、刘岳:《名同输班,物比鼎彝——朱碧山和他的槎杯》,《紫禁城》2007年第2期页190~197

 47、 王世襄:《中国美术全集·漆器·前言》,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页32

 48、佚名:《通制条格》卷9《衣服·服色》(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34~137):“延祐元年十二月……命中书省定立服色等第于后……一、器皿,谓茶酒器。除造龙凤纹不得使用外,壹品至叁品许用金玉。肆品、伍品唯台盏用金,陆品以下台盏用镀金,余并用银。……一、鞍辔,壹品许饰以金玉,贰品、叁品许饰以金,肆品、伍品饰以银,陆品以下并饰以鍮石铜铁。

 49、 孔克齐:《至正直记》卷三《玛瑙缠丝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09~110):“玛瑙唯缠丝者为贵……浙西好事者往往竞置,以为美玩,或酒杯、或系腰、或刀靶,不下数十锭,价过于玉。盖以玉为禁器,不敢置,所以玛瑙之作也。

 50、宋濂等:《元史》卷88《百官志四·将作院》(中华书局1976年版页2226~2227):“玛瑙提举司……至元九年,置大都等处玛瑙局,秩从七品,管领玛瑙匠户五百有奇,……受金玉府。十五年,改立提举司,领大都、弘州两处造作,升从五品。阳山玛瑙提举司,秩从五品。……至元十五年置。宣德隆兴等处玛瑙人匠提举司,秩正六品。至元十五年置。

 51、《原本老乞大》(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页176~177):“‘咱每铺里商量去来。’……‘俺不是利家,这段子价钱俺都知道。这金胸背是草金,江南来的,你索三定呵,这服地真金的却卖多少也?’”

 52、佚名:《老乞大》,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《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·元代明代卷》页281~282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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